旧日北大同学朱琦的《十年一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主要写自己在美国的经历见闻。这书名取得颇带豪气，想是朱琦当时多喝了两杯酒。十年的海外闯荡恐怕很难归为轻松的一笑，但这哪怕是酒酣耳热时的豪气仍让老同学的情绪为之一振。文化批评家王小东对定居海外的中国人写的这类自述很不以为然，在谈论陈燕妮的《遭遇美国》时他写道：“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类书我都不看。这类书中所写的东西你们在海外的人也许感触良多，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对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你们的生活与遭遇都是irrelevant的。”（人大版《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P．242）不管“主流社会”怎样，这种叙述对我来说却并非是irrelevant（不相干）的，因为叙述者就是我的同窗、同辈、同胞，当年是在一起饮酒言志、踏月抒怀的，现在虽然因一念之别而相隔重洋，但他们仍是我们青春回忆的一部分，并为我们今天的人生提供对比与参照。即使以最无情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是不自觉的历史的工具，是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之媒，是中国感知世界的触须。他们出国也许各怀目的，他们在国外也许得意也许落魄，他们写自述也许仅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块垒，但他们的经历与表达（尤其是汉语表达）却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异国的真切而准确的知识，这对于中国的现代生存来说是一种不可省略也无法替代的资源积累。他们就是蜜蜂，采蜜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也传播了花粉。这还不算他们的另一项功德：他们无意中也将中国带到了世界各地。这项功德的真实意义我们今天尚难以测量。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有些理解王小东的负气之论。王小东对那些从乡下移民过去的唐人街居民并无不满，相反对他们的顽强生存称赞有加；他看不顺眼的是那些在中国受过最好的教育，占有过最好的机会并以此为资本出国定居的“文化移民”。他并不承认这里有道德谴责的意思，但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却可以读出那种情绪。“学成归国”在今天的语境中听起来有点像以圣贤相责的高调，在复杂的现实与价值格局中说起来不太理直气壮，况且任何道德律法都难以责众，而“文化移民”已不在少数。让我们暂时将这个问题挂起来吧，让我们同时理解“文化移民”的客观贡献与在国内服务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不忿之情吧，有时以中庸的态度将争执不了了之方是对世界丰富性的尊重。阅读朱琦的书我真正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即这些“文化移民”是如何解决自身的文化问题的：他们怎样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设置意义。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出身的文化人来说，生活与工作的意义感是至关重要的。朱琦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我相信他的体验与眼光。
朱琦的书部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朱琦是个文章里手，行文亦叙亦叹，时有锐眼慧心的入微发见，令人叫绝，其才情风格有点像另一位北大同学韩毓海。意义到哪里去寻找呢？“文化移民”多不是宗教徒，找不到上帝那里去；他们多数人已不再从事学问，也扯不上对学术的信仰。学者盛洪虽鼓吹“天下主义”，但那只是国际文化斗争的策略，当不得真正的情怀。朱琦写一位65岁高龄的王教授哪怕天天在餐馆打工也要强留在美国，目的仅仅是要为女儿挣足在美学费，这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寄托却使异文化的美国人“疑心他患有精神病”（P．14）。北大的高材生陈铭碣来美国是出于浪漫的诗情：“‘持长剑，走天涯！’他梦呓般地说，侧面望着远方的帆船。”（P．18）说“走天涯”倒是不假，但长剑在美国却没有多少用武之地，陈铭碣最后不得不违反本心卖保险、做生意为生，发了小财之后以捐助国内的希望工程慰籍情感。还有人以相濡以沫的恩爱支持精神：“饭罢走出餐馆，高正白冲进雨雾，跑向停车场，边跑边回头朝着儿子喊：‘我去开车，扶好你妈妈！’脚下一个打滑，差点儿摔倒。巴筑庆失声尖叫：‘正白，小心！’我心里一热，扭头瞥见旁边的人已经湿了眼睛。”（P．29）不过，有这种爱情的多是有点古典的台湾人，运交摩登的内地男性则往往要为爱情与女性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心碎。当然也有因为心里无着无落终于回国的（P．8），但那毕竟不典型。中国驻美使馆90年代某年统计仅在美的中国访问学者就达6．2万人，朱琦认为还远不止此数，且这些学者大都“改变身份”居留下来了（P．42－47）。这些人如何立心安神，朱琦是以悲观视之的。
我倒很关心朱琦自己。从卷首的照片看来，朱琦是一个成功的形象：华屋、名车、美妻、海滨度假，不爽地圆了美国梦。成功能自动地生发意义吗？至少朱琦不这样认为，他甚至杜绝自己的意义之想：“庄子想来如此，何况我本俗世俗人。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哲学的时代，也不是英雄的时代，浪漫的时代，一切都很实际，一切都很现实，望一眼天空都有些多余。”（P．58）这话让人失望，但我怀疑这可能只是朱琦的牢骚话，朱琦在美国办班讲唐诗，他能把唐诗讲得那么好、那么吸引人，怎可想象他“望一眼天空都有些多余”。
由朱琦的书我倒是起了自问之心：我们这些留在国内的读书人到底赋予自己的生涯以怎样的意义呢？这个问题使我思绪难平，但限于篇幅，只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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